NG体育编者按：面对突发的的新冠肺炎（NCP）疫情，风景园林学者踊跃发表学术观点，从不同角度，探讨风景园林对营造健康安全城市人居环境重要作用，彰显了风景园林人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态度和切实行动。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公众号将对相关文章进行转载，方便广大会员和同行学习参考。此次推荐的是《风景园林与公共健康的历史渊源：基于应对传染病的视角》，文章系统梳理了风景园林应对传染病的历史渊源，介绍了主要依托的医学理论依据——瘴气理论，总结了世界多国的风景园林在应对传染病方面的作为，提出了现代风景园林应对传染性疾病的六点启示。
摘要：风景园林在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公共健康方面一直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但现有研究和实践集中于应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较缺乏对于传染性疾病的关注。系统梳理了风景园林应对传染病的历史渊源，介绍了主要依托的医学理论依据——瘴气理论。总结了在该理论的指导下，世界多国的风景园林在应对传染病方面的作为，其中英国表现出从城市公园建设发展到田园城市运动的特征，美国的特点是从纽约中央公园演进到城市美化运动。此外，瘴气理论还对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多国的风景园林营造和城市建设产生了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代风景园林应对传染性疾病的六点启示。
基于人口变化的流行病学转变理论提出了人类健康发展的4个阶段：瘟疫和饥荒时期、传染病流行衰退期、退行性和人为疾病期、慢性退行性疾病延迟期。在瘟疫和饥荒时期，城市化水平不高，风景园林类型也主要是满足权贵享受需求的皇家园林、私家庭院，在应对传染病方面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传染病流行衰退期也是风景园林发挥积极作用的主要时期。这一时期不再出现前一阶段那样横跨欧亚大陆的黑死病，而以地方性流行病为主，拥挤的市中心成为疾病爆发的场所。此后，死因模式和医学重点都逐渐转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相应的，风景园林应对传染性疾病的研究与实践也趋于减弱。
但随着技术、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开始对自然生态系统和整个地球环境造成更多影响，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变化、全球气候变化等。而气候和土地利用变化等环境因素能显著导致多种传染病的发生和死灰复燃，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仅2011—2017年全球就有172个国家/地区共爆发1307次传染病，传染性疾病开始重回公共健康的视野。作为营造户外环境、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直接使命的学科，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风景园林的应对之策恰逢其时。笔者从应对传染性疾病的视角出发，回顾了风景园林与公共健康的历史渊源，以期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
●1 风景园林应对传染病的理论依据：瘴气理论（Miasma theory） ●
在西方国家的传染病流行衰退期，风景园林与传染性疾病的斗争所依托的医学理论是对西方医学界产生深远影响的瘴气理论。该理论认为有机物腐烂产生的有毒瘴气是感染人体、引发疫病的诱因。瘴气理论可以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其时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等人就指出环境在健康和疾病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提出每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都应有储藏纯净空气的开阔空间以防止传染病蔓延。公元前5世纪，希波克拉底开始将疾病与死水等环境条件联系起来，公元前1世纪的维特鲁威在居住地择址的论断中也秉承了类似观点。瘴气理论形成后，一直到19世纪80—90年代都被广泛接受，在该理论影响下，公园被视为抵御由瘴气引起的瘟疫的一种防御手段，并推动了大型城市公园系统的发展。
早在1803年，被誉为“现代公园之父”的苏格兰著名风景园林师约翰·克劳迪乌斯·劳登（John Claudius Loudon，1783—1843）就声称促进空气流通的伦敦的广场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最大。1822年，随着《园艺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Gardening）的发行，他开始将城市公共卫生与避免瘴气的环境营造联系起来。1829年，他发表了《大城市呼吸场所的提示》（Hints for Breathing Places for Metropolis），提议在伦敦建成区周围设置1英里的绿化带以缓解瘴气。
1832年，英国霍乱爆发。疫情使人们更加普遍地接受瘴气或者不洁净的空气是引起霍乱的原因，而城市公园则是能净化瘴气的“城市的肺”。在瘴气理论的指导下，当时医生广泛使用医学地形图（disease topography）来寻找与疾病相关的环境特征，如埃克塞特霍乱地图（图2）根据1832—1834年各教区人口死亡和发病率的统计，描述了疫情集中地的主要环境特征：河流附近相对低洼、人口密集、排水困难、恶臭充盈，这些地区正是容易产生瘴气的区域；牛津霍乱地图（图3）则将霍乱的疫情与海拔高度和每日的最高气温、雨量、空气湿度、气压、风力、风向、云量等气候特征建立联系，这也让地图的作者阿克兰医生得出结论：霍乱更像是一种瘴气病，它会在低洼的空气中产生并传播。
霍乱暴发后，英国成立了公共步行专责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Public Walks），该委员会于1833年提议人口稠密的市镇应建设用以改善市民健康和舒适的开放空间。1839年，英国医生威廉·法尔（William Farr）也认为公园是重要的公共卫生设施，它可以创造洁净、健康的空气来稀释瘴气。1840年，劳登提倡修建面积足够大、可以作为呼吸场所的公园式墓地，他还提出了避免形成瘴气的景观设计导则：1）避免植物阻碍空气流通并影响阳光照射的干燥效果；2）通过孤植乔木和避免在平地、洼地种植冠幅大的树木，来防止潮湿；3）在乔木、灌木下方铺设鹅卵石以避免有机物质堆积。此后，从1845—1847年，英国相继建成了（Victoria Park）和伯肯海德公园（Birkenhead Park）。
不仅仅是公园，基于瘴气理论的康养景观也开始展现蓬勃生机。19世纪60年代新圣托马斯医院（New St Thomas’s Hospital）建成，其能够传播新鲜空气的庭院花园深得现代护理事业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的喜爱；当时许多专科医院和康养机构都采用了保证患者尽可能呼吸新鲜空气的露天疗法（Open-air therapy）来治疗肺结核，1906年，由其时最著名的风景园林师格特鲁德·杰基尔（Gertrude Jekyll）设计的爱德华七世疗养院（the Edward VII Sanatorium）建成（图4），并被宣传为使用露天疗法治疗结核病的最先进的科学方法。
在瘴气理论影响下，人们普遍欣赏并追求新鲜空气、温暖阳光等环境特征， 1867年，医生、病史学家本杰明·沃德·理查森（Benjamin Ward Richardson）所提出的乌托邦城市愿景Hygeia就吸收了前述环境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基于花园和公园的健康城镇思想，此后，该思想被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自觉发展，并最终形成了著名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思想和运动。
在瘴气理论的影响下，美国各界也认为城市卫生脏乱所产生的瘴气是各种疾病的源头，而公园是抵御疾病传染和流行的积极防御举措，这也是导致19世纪中叶美国城市公园兴起的最突出的原因之一。1849年，美国医学会公共卫生委员会开始主张用树木装饰公共广场，也直到19世纪，在城市公共领域中系统植树才成为“世界的典范”的惯例。如下有助于减少瘴气的环境特征逐渐演变为景观类型学特征：公园和开放空间，行道树，清除市区湿地及坟地，填平洼地，拉直/拓宽街巷，新建林荫大道，并在美国的城市公共卫生运动中转化为城市形态，由时任芝加哥城市卫生总监的医生约翰·劳赫（John H. Rauch）的引领下形成了芝加哥公园体系（Chicago’s Park System），更在美国最杰出的风景园林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手上发扬光大。
1860年，劳赫主导了一场民愿运动，将60英亩的城市公墓改为城市公园，该公园先名为公墓公园（cemetery park），并于1865年后改名为林肯公园（lincoln park，图5）。他于1869年提供了因缺乏树木和茂密的树叶而导致瘟疫和疾病的证据，并声称树木在防治有害气体的感染和扩散方面发挥了阻碍气体流动、吸收有害气体、生成氧气的三重屏障的作用。奥姆斯特德也认为种植有各种植物的绿色空间能防止瘴气传播疾病，他在整个职业生涯都笃信瘴气理论，他所设计的公园和郊区都深刻反映出场地、结构对健康的敏感影响。他曾到访过英国伯肯海德公园，并深受启发，并于1857主持完成了纽约中央公园（Central Park）。纽约中央公园的建成与其时著名的舆论引导不无关联，倡导在纽约建立大型公园的知名人士包括期刊《园艺家》的编辑唐宁、1850年担任纽约市市长候选人和《伦敦邮报》的编辑威廉·卡伦·布莱恩特和美国医学协会公共卫生委员会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纽约中央公园被概念化为巨大的空气、水和地面净化机，它在日益拥挤的城市与疾病作斗争，并将恢复城市的健康。小乔治·韦林（GEORGE E. WARING, JR）作为中央公园的“排水主管”，与奥姆斯特德合作完成中央公园项目后，还成功主导了孟菲斯排水系统（1878）、纽约街道清洁（1894）和古巴哈瓦那公共卫生建议（1898），他的职业生涯从乡村农场到大型城市公园再到整个城市，终身是反传染病运动的支持者，始终参与对瘴气的抗争。
奥姆斯特德于1861—1863年期间担任美国卫生委员会的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他基于瘴气理论分别提出了景观改造、城市转型和公园设计的原则：1）针对景观改造，总结了瘴气与植物密度、土壤、水体等的联系和植被的瘴气阻隔作用；2）针对城市形态，提倡以林荫大道连接低密度社区、大型娱乐公园、小型本地公园；3）针对公园设计，提倡在公园边缘种植树木屏障隔绝瘴气，在公园内种植小群落树木并及时修剪草坪以防潮湿，以林荫大道联通公园与城市各处。
由于瘴气理论认为抵御瘴气需要地形、水系、植物等环境特征的紧密配合，随意布局“呼吸场所”反而会加剧瘴气的传播，因此从零碎的“呼吸场所”概念逐渐发展成为19世纪90年代的城市公园运动（City Parks Movement），强调通过深思熟虑的规划形成由公园、公园道、运动场、滨水步道组成的公园系统。1909年，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借助重建芝加哥的契机，提出了芝加哥规划（Plan of Chicago，图6），倡导对住宅社区进行分区和环境保护，改善湖滨空间并保留给公众使用，拓展现有的公园和林荫大道系统，并设定森林保护区，由此掀起了城市美化运动（City Beautiful Movement）的热潮。这些理念成功地塑造了美国的城市景观，在瘴气理论影响下设计的公园、郊区、林荫大道和保护区仍然是美国大多数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瘴气理论还对欧洲多国的人居环境营造都造成了影响。拿破仑三世在1830—1848年期间曾经流放伦敦，并对伦敦宽阔的街道和公园充满憧憬。1853年，面对脏乱拥堵并充斥疾病的巴黎街道，拿破仑三世委托尤金-乔治·奥斯曼男爵（Eugene-Georges Haussmann）启动了持续20年之久的巴黎“战略性美化”，在瘴气理论的影响下，奥斯曼的任务是为巴黎带来阳光、空气、秩序、清洁和安全，他规划的重点包括了现代化的给排水系统和林荫大道、公园、花园等。奥斯曼通过对巴黎现有城市肌理的“切割”和“穿透”营造了宽阔的林荫大道和广场，让阳光和空气能够进入疾病肆虐的旧城区（图7）。他首次将一个城市的所有地理信息集中在一张图上考虑，为城市构建了多层次的“呼吸系统”：用现代化的林荫大道和排水系统取代了卫生采光条件极差的中世纪街道；在城市4个方位规划大型公园；在城市内部改造私家园林为公共公园；在各个街区均匀布置了数量众多的公共小花园和园林化的散步场所、广场、台地等。在奥斯曼规划之前，整个巴黎只有4个公园，他的规划共种植了60万棵树，增加了2000公顷的公园和绿地，新建了总面积达到15万平方米的24个新广场，还建设了26294千米的新林荫大道、街道和大街；他的目标是所有街区中都建有一处不到10分钟就能到达的公园。
荷兰、德国的城市也像英国颁行的《1844年伦敦建筑法案》（London Building Act 1844）一样，通过相关法规来设定最低建筑标准，并且将有害工业转移到城市郊区。19世纪末，德国工业化达到全盛时期，绿色空间对于城市环境卫生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政府提出“公众公园运动”，在城市中建造了多个功能丰富的公园。
瘴气理论的影响还远及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中国。1829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颁布法令，规定保留200米见方的街区和30米宽的街道，以通过宽阔的街道来保障空气流通。日本的岩仓使团（Iwakura Embassy）于1871—1873年参观了美、英、法、德、意等多国的数十个城市，对纽约中央公园在内的西方公园和花园，以及巴黎和慕尼黑新区的林荫大道都印象深刻；朝鲜著名改革家俞基春（Yu Kil-chun，1856—1914）在1887—1889年造访西方后，对奥斯曼规划下的新巴黎评价颇高；两者都提出了使用现代化的给排水系统、行道树、公园以预防传染性疾病。香港岛的绿化也在同期展开，香港植物园成为中国首个现代植物园。
但随着瘴气理论逐渐被微生物理论所取代，公众意识中公园和健康之间的联系开始被削弱，此后风景园林的关注重点转向应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纵览风景园林应对传染病的历史表现，可以清晰地绘制出时间线），并有如下启示：
1）风景园林与公共健康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应对传染性疾病是现代意义上风景园林公共性起源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必须满足2个先决条件，一是公共健康遭遇重大威胁，二是风景园林关注并服务于大众福祉。在瘟疫和饥荒时期，虽然人类健康也面临着传染病大流行的严重威胁，但其时的风景园林主要为权贵服务，因此作用有限。唯有进入传染病流行衰退期时，随着城市化水平、经济水平、医疗水平等的不断攀升和民众意识的觉醒，才同时满足了前述条件，真正意义上建立起了风景园林与公共健康的纽带。
2）风景园林在公共健康方面的关注点始终与同时期的医学重点紧密耦合，在传染病流行衰退期，医学重点关注于传染性疾病，相应的，风景园林学科也在应对传染病方面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与实践，而随着人类进入退行性和人为疾病期、慢性退行性疾病延迟期之后，主要死因模式、医学重点以及风景园林学科的关注点都转向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应对传染病的风景园林研究、实践也就趋于式微。
3）风景园林在应对传染病方面发挥出的重要作用有其历史必然性。笔者大胆预测，在新兴传染病开始肆虐全球的当下，将迎来风景园林应对传染性疾病研究和实践的回归。事实上，已有征兆表明这一趋势，譬如生态系统服务调节疾病、传染病生态学（Infectious Disease Ecology）和景观流行病学（Landscape Epidemiology）等研究的崛起。鉴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仍是人类主要死因，因此，未来的医学和风景园林学科都将同时关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医学与风景园林学科的交织将会更加频繁、合作将会更加密切，风景园林学科也将在公共健康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4）风景园林必须借助医学理论的指导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历史上风景园林所依托的理论工具是瘴气理论，而在新兴传染病频繁爆发的当下，则需要更多地借助以传染病学为主的医学理论的指导，并与传染病生态学、景观流行病学、生态系统服务调节疾病等医学交叉学科保持紧密合作。
5）风景园林应对传染病的实质内核是针对性地营造环境，在瘴气理论的时代是以消除洼地、潮湿、腐殖质堆积等瘴气产生的环境和营造有助于新鲜空气生成、传输的开阔公园、广场、林荫大道等为手段，在当下，则应以尽可能维持生态系统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实现其调节疾病的功能为首要依托。
6）将应对传染性疾病作为风景园林研究与实践的重点考虑因素之一，未经科学论证的城市绿地连通性提升、生物多样性增加、水体景观营造等都有可能增加罹患传染病的风险，因此在进行相关研究与实践时务必基于公共健康角度出发，进行更全面的科学预测和评估。
原标题：《风景园林专家谈“疫” （五）风景园林与公共健康的历史渊源：基于应对传染病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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